淋巴瘤（lymphoma）在我国发病率约为3.5/10万，每年新发病例约4.5万人，超过2万人死于该疾病。非霍奇金淋巴瘤（non-Hodgkin’s lymphoma,NHL）占淋巴瘤的80%~90%，该比例逐年上升^[1]。成熟B细胞淋巴瘤是NHL的重要亚型，约占NHL的85%。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iffusedlarge B cell lymphoma,DLBCL）和滤泡性淋巴瘤（follicular lymphoma,FL）是国内最常见的B细胞NHL，所占比例超过40%，它们的临床特点、病理组织形态、免疫表型及分子遗传学特征和生物学行为具有高度异质性，对治疗反应和预后呈现明显差异^[2]。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表观遗传调控（epigenetic regulation）在恶性淋巴瘤的发生与演变所起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3]。它主要研究在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不发生改变的前提下的可遗传调控方式，包括组蛋白的翻译后修饰（如甲基化和乙酰化修饰）、DNA甲基化、染色质重塑、非编码RNA调控等，彼此间相互作用且多数表观遗传改变为可逆的。表观遗传调控在基因表达、DNA复制、修复和重组等重要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对细胞生长、增殖、细胞程序重编程等进行调控，与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发展过程密切相关^[2]。本文就H3K27甲基化及其转甲基酶、去甲基酶及DNA甲基化等方面对B细胞非霍奇金淋巴瘤的发生及在表观遗传调控作用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组蛋白修饰是肿瘤相关基因表观遗传修饰的一种重要方式。8个组蛋白分子(H2A、H2B、H3和H4各2个分子)和缠绕于外周约146 bp的DNA构成核心颗粒，后者和DNA连接区组成核小体作为染色质的基本结构单位。组蛋白的N-端暴露在核小体的表面并可发生翻译后修饰，各种组蛋白的不同氨基酸可以发生甲基化、乙酰化、磷酸化和泛素化等多种修饰，并通过上述作用修饰转录因子及调控邻近基因的转录活性，被称为“组蛋白密码”^[4]。组蛋白H3的N-末端的4个赖氨酸残基K4，K9，K27和K36是主要的甲基化修饰位点。上述赖氨酸位点的不同甲基化程度可影响相应区域DNA的转录活性，从而导致特定基因的激活或是抑制。H3K4和H3K36甲基化可以激活基因的转录，如组蛋白甲基转移酶SMYD3通过催化H3K4me3，活化下游癌基因，可在肝癌中发生重要调控作用^[5]；而组蛋白甲基转移酶MLL2（mixed lineageleukemia 2）通过催化H3K4甲基化引起转录激活，在约23%~32%DLBCL及约89%FL患者中，观察到MLL2有错误复制及突变，并提示预后不良^[6]。H3K9、H3K20、H3K27、H3K79等位点甲基化则发挥转录抑制作用。

甲基化的H3K27在体内有三种形式，即单甲基化（mel）、二甲基化（me2）及三甲基化形式（me3）^[7]。H3K27me3高表达在肝细胞癌、食管鳞状细胞癌和膀胱移行上皮癌中提示预后不良^{[8, 9, 10]}；而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其低表达提示不良预后^[11]，在乳腺癌、卵巢癌、胰腺癌和肾癌中亦有类似报道^{[12, 13]}。提示H3K27在不同肿瘤中与不同的基因相关联，既可通过甲基化引起某些抑癌基因失活或原癌基因激活，亦可通过去甲基化激活部分原癌基因或导致抑癌基因失效，从而导致不同的预后结果^[14]。虽然H3K27甲基化在多种实体瘤的表达及预后有较多的报道，但其在淋巴瘤中研究却寥寥无几，Oh等^[15]报道H3K27me3在超过1/3的DLBCL病例中高表达，且H3K27me3高表达与高ECOG评分、LDH升高及不良预后显著相关，此种情况在非生发中心来源B细胞淋巴瘤及MYC阴性的DLBCL亚组中也可观察到^{[15, 16]}。

组蛋白甲基化与去甲基化主要发生在组蛋白H3或H4的赖氨酸和精氨酸残基上，由组蛋白甲基转移酶（histone methyltransferases,HMTs）催化完成。目前已发现数十种的组蛋白赖氨酸甲基转移酶（lysine methyltransferases,KMTs）和两大类蛋白质精氨酸甲基转移酶（arginine methyltransferases,RMTs）。除DOT1L/KMT4外，HMT是一类含有SET[Su（var）3-9、Enhancer of zeste、Trithorax）]结构域、由110~130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质^{[17, 18]}。上述的多种甲基化转移酶中，与肿瘤发生发展关联最强、最复杂的还是催化H3K27的甲基化转移酶EZH2 (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人EZH2基因位于染色体的7q36.1，含有20个外显子和19个内含子。其编码产物是PcG（polycombgroup）蛋白的催化活性中心，做为其最重要组分之一，具有特征性的SET结构域^{[19, 20]}，是行使组蛋白赖氨酸N-端甲基转移酶功能的主要区域。EZH2自身缺少酶功能，需与EED（embryonic ectodermdevelopment）、SUZ12（suppressor of zeste 12）及RBBP4/7（retinoblastoma binding protein 4/7）共同构成PRC2（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2）复合物才具有组蛋白甲基转移酶活性，通过对H3K27me3甲基化，进一步招募DNA甲基化酶及PRC1（polycomb repressive complex 1），后者还可使H2AK119泛素化，PRC2也可通过EED结合去乙酰化酶，组蛋白和DNA的甲基化产生了双重抑制，上述共同作用最终导致染色质凝聚及转录抑制，沉默抑癌基因^[21]。EZH2在调节细胞周期、细胞衰老、细胞定向分化及自我复制方面影响基因表达，被证实有很强大的促癌功能。其过表达被证实与黑色素瘤、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前列腺癌等有关^[22]，且均提示预后不良。

虽然H3K27me3在淋巴瘤中的表达尚不清楚，但其甲基化转移酶EZH2在生发中心性DLBCL及FL中提示可作为预后指标及治疗靶点^[23] 。目前已逐渐认识EZH2的异常表达会导致恶性血液病的发生，但具体机制仍很复杂。EZH2在淋巴瘤中通常不像在实体瘤中过表达，这可能与EZH2在B淋巴祖细胞发育过程中广泛表达有关。在用siRNA敲除EZH2基因的小鼠动物模型中，可观察到生发中心B细胞的发育受阻，G₁/S期细胞周期停滞，并诱导早期淋巴细胞增殖缺陷和减少免疫球蛋白重链重排，但对外周成熟B细胞却影响不大。有研究表明EZH2参与组成的PcG复合体，与特异靶基因结合后通过相关表观沉默影响多能造血干细胞定向分化的潜能，如通过抑制白血病干细胞的分化基因从而导致白血病发生。还有发现EZH2可沉默抑癌基因BLIMP1（B-lymphocyte-induced maturation protein1），后者作为锌指蛋白转录抑制因子，其表达增加可促进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因在DLBCL表达缺失，目前推测是B细胞淋巴瘤的抑癌基因^[24]。

在淋巴瘤和白血病的患者都有EZH2的点突变和失活突变的报道，说明EZH2可能有着癌基因及抑癌基因的双重身份^[21]。这种异常表达的EZH2可能成为治疗的潜在靶点。Bamford等^[25]发现在除淋巴瘤外的其他221种肿瘤细胞系中，仅两种存在EZH2基因的截短突变，说明EZH2基因突变在淋巴瘤特别是生发中心来源的淋巴瘤的发生中可能具有特异性。用高通量测序方法观察到淋巴瘤EZH2的SET结构域上第641位密码子（Tyr641）杂合错义突变导致酪氨酸被组氨酸取代，该突变在7%的FL和22%的生发中心来源的DLBCL中可观察到，并认为由此导致催化H3K27me3活性减低^[23]。而Sneeringer在B细胞淋巴瘤中观察发现Tyr641突变实际引起“功能的获得”，野生型EZH2仅对H3K27单甲基化催化显示出高活性，进一步催化形成二甲基化和三甲基化能力弱；相反，Tyr641突变的EZH2对H3K27二甲基化和三甲基化催化能力强，两种EZH2蛋白联合催化可升高H3K27me3水平，其意义等同于EZH2在其他实体瘤中的过表达^[26]。McCabe等^[27]发现EZH2 A677位点的丙氨酸突变为甘氨酸，这种类型的突变率低于2%~3%。与Y641相似，A677G可使H3K27me3异常增多，并且降低H3K27单甲基化和二甲基化水平，但与野生型及Y641突变型EZH2不同，其对三种底物形式（H3K27me0:me1:me2 k cat/K m=1.1:0.6:1）催化效能相近。EZH2的Y641及A677突变间的相互作用提示赖氨酸甲基化转移酶对底物和产物特异性的调节。

已证实EZH2基因的异常表达与淋巴瘤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通常情况下EZH2和c-myc基因处于自身动态平衡状态，共同调节细胞的生长。c-myc通过PTEN（即MMAC1,mutated in multipleadvanced cancers 1）抑制PI3K/AKT通路，从而导致EZH2介导的基因沉默，后者可对c-myc形成自身负反馈。而在与c-myc相关的恶性淋巴瘤的发生过程中，c-myc间接增强EZH2的活性。EZH2及c-myc分别通过抑制miR-494及miR-26a彼此上调表达。EZH2与HDAC3又可形成复合物并与c-myc共同抑制miR-29，使淋巴瘤细胞异常增殖最终导致肿瘤发生。有研究表明套细胞淋巴瘤及Burkitt’s淋巴瘤EZH2过表达，后者c-myc的过表达被认为可协同刺激EZH2的表达。

目前发现的组蛋白赖氨酸去甲基化酶分LSD1和JMJC两大家族，前者主要去除H3K4及H3K9的单甲基及二甲基化状态，对三甲基化状态无作用。后者是一类含JMJC结构域的蛋白家族，研究发现含有该结构域的JMJD3和UTX是作用在H3K27的去甲基转移酶，通过移除H3K27的二甲基及三甲基从而使处于受抑制状态的基因表达^{[7, 28]}，在多发性骨髓瘤、食管鳞状细胞癌及肾透明细胞癌等肿瘤中发现对EZH2起拮抗作用的H3K27的去甲基转移酶UTX存在突变或失活。去甲基化酶的发现表明组蛋白赖氨酸甲基化和去甲基化失衡与肿瘤发生有关，后者可能成为新的抗肿瘤靶点。

DNA甲基化是哺乳动物遗传外修饰的重要调控方式，在调控基因表达和稳定基因结构等方面起重要作用。最常见的是在DNA甲基转移酶（DNA methyltransferases,DNMTs）的作用下，由s-腺苷甲硫氨酸（SAM）提供甲基，将其添加到胞嘧啶5’位上取代原有的氢，成为5-甲基胞嘧啶^[29]。高等生物的DNA甲基化一般发生在鸟嘌呤二核苷酸（CpG）上。基因组中60%~90%CpG都被甲基化，未甲基化的CpG成簇地组成CpG岛（CGI），大小约100~1 000 bp，多位于结构基因启动子的核心序列和转录起始点。一些基因启动子区CGI高甲基化协同组蛋白的去乙酰化以及H3K9/27的甲基化作用，均可导致抑癌基因的沉默，从而影响细胞周期检测点、 细胞凋亡、血管生成、肿瘤侵袭及免疫反应等^[30]。肿瘤细胞DNA甲基化模式多表现为整个基因组的低甲基化与某些特异性位点如启动子CpG岛高甲基化并存，这种基因沉默调控与体细胞突变共同促进了肿瘤的发生。Schmidt及Borssen分别在FL和儿童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病例中观察到整个基因组低甲基化水平^{[31, 32]}。基因启动子异常甲基化对B细胞淋巴瘤的发生、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DLBCL存在CNRIP1启动子区甲基化和异常甲基化导致SMAD1基因沉默，前者缩短其总生存期，后者可能导致化疗耐药，长期给予低剂量DNMT抑制剂（DNMTi）可以逆转肿瘤细胞对多柔比星的耐药性^{[33, 34]}。国内学者^[35]用MSP（methylation specificPCR）法观察到ID4和ZO-1启动子序列在初治的淋巴瘤患者中有明显的高甲基化水平，ID4基因的甲基化有可能成为淋巴瘤患者新型的预后指标。还有发现Ⅳ期恶性淋巴瘤（NHL-T/B及HD）的儿童患者中骨髓细胞中Runx3基因呈高甲基化，并动态观察到化疗期间Runx3基因甲基化阳性率呈递减趋势，并提示其甲基化检测可作为临床诊断及疗效观察指标之一^[36]。

DNA甲基化与组蛋白修饰间相互作用，可能通过甲基化连接蛋白（MBP）识别甲基化的DNA后，募集组蛋白去乙酰化酶复合物，使组蛋白去乙酰化，进一步使组蛋白尾端便于被HMTs甲基化；亦可能是甲基化的组蛋白尾端募集DNMTs，导致DNA甲基化，进一步使基因沉默^[29] 。

有限的化疗药物、肿瘤细胞的多药耐药性和治疗相关不良反应，往往导致淋巴瘤患者化疗失败和疾病复发。表观遗传因其可逆性和调控性，为淋巴瘤的诊断、治疗、预后及预防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广阔前景。随着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Vorinostat被FDA批准用于治疗外周T细胞淋巴瘤，表观遗传调控应用途径被拓宽，并逐渐应用于血液恶性疾病以外的领域。近来发现联合治疗可优化表观遗传治疗效果。Lo Coco曾报道联合使用DNA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5-氮杂-2’脱氧胞苷（5-AzaC）及组蛋白去乙酰化转移酶在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中取得成效^[37]；EZH2抑制剂3-Deazaneplanocin（DZNep）联合HDACi可协同诱导白血病细胞凋亡^[38]；DZNep联合BET bromodomain抑制剂JQ1中断c-myc-miRNA-EZH2环，导致miR-29表达增加，从而下调其目的基因抑制异常增殖的淋巴细胞^[39]。我们需进一步了解表观遗传治疗药物导致凋亡的分子机制，才有利于确定治疗及联合治疗方案。

表观遗传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在恶性淋巴瘤的研究领域中可能为预测、早期诊断、预后判断提供新的生物学标记，并为治疗提供新的靶点及手段。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组蛋白及DNA的异常甲基化在淋巴瘤发生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组蛋白甲基转移酶的核心结构区域和修饰方式的确定，其在基因调控过程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清晰。但由于表观遗传修饰的复杂性，对于揭示它们如何调控基因表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目前仍有很多需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如表观遗传密码能否在细胞各代间稳定遗传，组蛋白甲基转移酶活性调节参与淋巴瘤发病的具体分子机制及其在肿瘤各发生发展阶段的不同作用，与目前已知的各种癌基因、抑癌基因、信号通路如何关联，这种机制是否在其他肿瘤中具有普遍性，组蛋白异常甲基化及EZH2突变或缺失是否与淋巴瘤预后及长期生存有关，寻找影响长期生存的表观遗传因子突变位点，组蛋白甲基化与DNA甲基化水平相互影响机制，肿瘤细胞表观遗传学特征与多药耐药机制之间的相关性等。

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可更深入地理解组蛋白甲基化及EZH2在淋巴瘤中的发病机制，有助于发掘临床早期诊断、疗效观察、提示预后的新指标，研发具有特异性的组蛋白甲基转移酶抑制剂或DNA甲基化转移酶抑制剂，从而最终可能为淋巴瘤的防治带来革命性的变化。